由于地緣的原因，北京自古以來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漢人雜居的城市。從五胡十六國開始，凡有少數(shù)民族割據，它就是政治經濟中心。

隋唐之后，這一地區(qū)胡漢雜處的情況也并沒有得到改變，胡人安祿山帶著他的多民族部隊在此建立過短暫的燕國，軍閥劉仁恭也曾在這里稱燕王，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讓給遼國后，遼朝在此建立起入侵中原的核心區(qū)域，是經濟兵源的重要基地。

此后的300年間，從遼入金，再從金入蒙，北京這座城市都有著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叱咤一時的少數(shù)民族的文化烙印。但文化卻會隨著民族的消亡，逐漸變得稀薄，也會隨著政權的不同，而迸發(fā)出不同的復合文化。

明朝建立后，蒙古人從放棄了大都跑回了草原，又由于多年的戰(zhàn)亂，北京地區(qū)人口稀少，出現(xiàn)了大量荒田，為了恢復北平經濟，從外地大批移民。明初北京的移民主要來源自山西和江浙。但由于明初建國南京，所以免不了重南輕北，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也未能因此得到改善，直到明成祖遷都北京后，帶來了大批江南官僚士大夫，北京的文化這才重建了起來。

可以這樣說，明朝北京的文化，實際上是以當時的南方文化為主，畢竟當時以南方人最多，江南各地的民風民俗、飲食、服飾、方言、禁忌等共同涌入京師，使得京師之地的文化融入了更多的南方文化因子。

清朝建立后，北京成為了滿族首要的聚集地。滿清在北京實行了旗、民分城居住的政策，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東城、西城的內城，是只允許滿洲八旗、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居住。而原來內城的漢、回等族被遷到城外，也就相當于今天的崇文、宣武兩區(qū)。

原本北山黑水的少數(shù)民族，隨著一代代的繁衍，已然發(fā)展成了北京城里的”土著“。

就說語言吧，我國各地的近代及現(xiàn)代漢語，都是由古代漢語分流演變而來的。對照華中、華南、東南等漢族世代聚居地區(qū)，北京現(xiàn)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漢語古音韻是最稀少的。

這與北方阿爾泰語系民族在歷史上先后進入并統(tǒng)治北京地區(qū)達700年有關，而僅母語為阿爾泰語系滿——通古斯語族滿語支的女真人與滿人，就曾在此建立過共計400余年的統(tǒng)治。

女真語，尤其是后來的滿語，盡管最終作為民族語言整體淡出了歷史文化場景，卻在一個較長的階段里，通過與北京地區(qū)漢語方言的雙向交流互滲，潛移默化地將自身諸多的信息及特征，鑄入于北京方言之內，大量“兒化”詞的尾音處理規(guī)律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“京腔”，其實就是清代滿族逐步改操漢語的過程中，整個滿族投入其中打造出來的，而因為北京成為了帝國的心臟，京腔也成為了國家官話，逐步向全國推廣，起碼在官方往來中，成為了必學的“普通話”。

再說京劇，京劇的形成過程中就有受到滿族文化的影響。滿族的先民中長期流傳著一種叫作“朱春戲”的民間戲劇，是集傳統(tǒng)的滿語敘事文學、民歌曲調、舞蹈表演程式為一體的藝術樣式。

在滿族沒有文字和書面文學之前，這種帶有形象可視性的民間戲劇受到特別垂青，也正是基于他們的這種愛好，所以京劇才得以發(fā)揚光大。

相聲，也受到過滿族曲藝八角鼓的影響而形成，早期的八角鼓形式之一“拆唱”，常由多人表演，以插科打諢的丑角為主要角色。作為相聲創(chuàng)始人的張三祿就是因為當初拆唱八角鼓跟同行不和睦，沒人給他搭檔而改說相聲的，也是單口相聲之始。

另外就是服飾文化了，比如旗袍，唐裝。唐裝其實也是清代滿族服裝樣式，只是后來通過西洋的“唐人街”展示出去，才被誤稱為唐裝。另外，還有現(xiàn)在習慣傳的“坎肩”，也叫“馬甲”，本來是八旗兵中“馬隊甲兵”時常穿的無袖外套。

總而言之，北京作為一座長達700年來胡漢雜處的城市，它的文化是多元的，也是你來我往的，在不斷地沉淀和積累中，形成了今天的北京文化。

它有漢人的傳統(tǒng)文化因子，也有著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點，滿族在其中的影響也算是比較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