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試著從當前的一些其他說法談起，然后，詳細說說宋詞。

宋朝是一個有趣的朝代。它最大的政治生態(tài)就是重文輕武。

這種大環(huán)境下的大宋子民，無疑是幸福的。他們有了更多的時間用來享受生活，享受那個時代獨有的文化盛宴：宋詞。

在宋，不管是北宋或者南宋，還是在汴京臨安還是有井水處，上至達官顯貴，下到鄉(xiāng)野村夫，作詞、唱詞、和詞，都是重要的生活常態(tài)。

四大雅事(焚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)是宋代的雅文化嗎？宋灌圃耐得翁在《都城紀勝四司六局》中記載：

凡四司六局人祗應慣熟，便省賓主一半力，故常諺曰：燒香點茶，掛畫插花，四般閑事，不許戾家。若其失忘支節(jié)，皆是祗應等人不學之過。

可知，在京城的士大夫群體中，為了減省主家的勞動，在京城出現(xiàn)了專門幫辦禮席的服務機構“四司六局” ，不只是在官府貴家，在市井小巷也有這些特別服務。

四司六局分工合作，為辦筵之家省去了許多精力，主人只出錢而已，不用費力。四司六局服務人員，各有規(guī)則，散席犒賞時，亦有次序，先廚子，次茶酒，第三是樂人。

四司六局的上門服務，便利了京城居民。但是，其中的花費很大，非大戶人家也無法承擔。

我想說的是，這應該還不能稱著大宋的文化。

1.它只是為辦席應景的項目。打個比方，它相當于我們現(xiàn)在下鄉(xiāng)辦廚，它最大程度稱得上是一種風俗，而不能稱為一種冠名為“宋”的文化形式。

2.它只是在京城部分階層盛行。相對于偌大的一國，京城占的土地和人口比例都不會很大，哪怕宋再怎么弱小。不能以點概面，把京城的甚至好只是上層士大夫階層的習俗放大為宋朝的文化。

3.它沒有作為一種文化必須具備的時間積淀和內涵。文化既是一種社會現(xiàn)象，又是一種歷史現(xiàn)象，是在社會歷史發(fā)展由人民群眾創(chuàng)造的、經(jīng)得起時間檢驗的物質或者意識。局部地區(qū)部分人家采用的習慣再怎么歸納都不能當著文化。

所以，基于以上分析，“四大雅事”很難作為宋代的文化，更不要說是雅文化。

填詞、唱詞，和詞，是宋代的雅文化嗎？能夠代表一個朝代的文化，一定有其深厚的物質和群眾基礎，而在大宋一朝，“宋詞”應該是它最主要最顯性的“雅文化”。

1.宋朝商品經(jīng)濟發(fā)達，市民階層很大。兩宋時期商品經(jīng)濟空前繁榮，出現(xiàn)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“交子”，城市的“市”“坊”界限被打破，“草市”和“夜市”出現(xiàn)，市民階層規(guī)模擴大?！疤圃姟眹栏竦母衤?，已經(jīng)不適應普通老百姓的消費需求，他們渴望一種介乎雅俗之間的雅文化，于是，宋詞應運而生。

2.全方位的創(chuàng)作層次。一大批士大夫比如歐陽修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蘇東坡、晏殊、陸游在潛心創(chuàng)作，市民階層有柳永、李清照等一大批出名或者不出名的詞曲創(chuàng)作者涌現(xiàn)，讓宋詞從上到下有了創(chuàng)作、傳播和消費的鏈條，于是，宋詞的載體話本和戲曲在宋非常流行。

《全宋詞》共收錄了兩宋時期流傳到現(xiàn)如今的詞作就有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將近兩萬首，從這一數(shù)字，我們就可以推想當時創(chuàng)作的盛況，當時實際的創(chuàng)作數(shù)量一個是十倍百倍于這個數(shù)字的。

宋詞在兩宋時期流行的高度、廣度，讓人驚嘆。從大量的典籍和文獻里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宋詞的流傳盛況。

《宣和遺事》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：

宣和間，上元張燈，許士女縱觀，各賜酒一杯。一女子竊所飲金 杯，衛(wèi)士見之，押至御前。女誦《鷓鴣天》詞：“月滿蓬壺燦爛燈，與郎攜手至端門，貪看鶴陣笙歌舉，不覺鴛鴦失卻群。天漸曉，感皇恩，傳宣賜酒飲杯巡。歸家恐被翁姑責，竊取金杯作照憑。”徽宗大喜，以金杯賜之，衛(wèi)士送歸。

這一段記載，很能夠說明詞在當時的普及程度。下面再分層分析。

1.在社會上層廣泛流傳。且不說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東坡、晏殊等人，本身就處在大宋王朝的統(tǒng)治核心，他們之間詞曲唱和的詞曲數(shù)量非常龐大。

最有說服力的是，宋英宗的高皇后，就是蘇軾詩詞的忠實讀者，蘇軾每次創(chuàng)作新的作品，她都有專人傳遞呈見，都會讀上很多遍，然后安排宮中樂人演唱。據(jù)說宋神宗，也特別喜歡蘇軾的詩文，吃飯的時候都要閱讀，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“舉箸不食”的現(xiàn)象，之后，北宋的徽宗，南宋的高宗和孝宗也都是蘇軾的“粉絲”。據(jù)梁啟超《王安石傳》也考證到，蘇東坡在黃州創(chuàng)作的詞，他都會找人收集，先睹為快。

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(jù)，柳永的《鶴沖天》傳到仁宗皇帝手里，他讀后說，此人風前月下，好去淺唱低吟，何要浮名？且去填詞。而那時的柳永只是一名落第秀才，其詩都可上達天聽。

由此可見一斑，當時朝野上下對詞曲的推崇程度是我們現(xiàn)在都想像不出的高度，而且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是有名的詞人。

2.在社會中下層流傳更廣。北宋葉夢得《避暑錄話·卷下》：

柳永，字耆卿，為舉子時多游狹邪，善為歌辭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，于是聲傳一時?！嗍说ね?，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：“凡有井水飲處，即能歌柳詞?！?/p>

據(jù)記載，柳永的聲名，不僅聞名于中原和江南，哪怕在邊遠的西夏、金、遼地區(qū)，凡有井水人居的地方，就能聽見柳永寫的歌。

當然，在宋詞，風頭最盛的還是蘇東坡。宋《師友談記》記載：

“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，甚端麗。元弼貌寢陋，嗜學。初，《眉山集》有雕本，元弼得之也，觀忘寐。陳氏有言，遂求去，元弼出之。元弼每以此說為朋友言之，且曰緣吾讀《眉山集》而致也?！?/p>

當時但凡有點文化的普通婦人，對東坡的詞都愛不釋手。

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據(jù)說有一次，蘇軾在夜里剛填完一首詞，試著吟唱，恰巧被巡夜的士兵聽到了，第二天這首詞就傳遍了整個徐州城。

宋俞文豹《吹劍續(xù)錄》記載，蘇軾曾經(jīng)問一朋友：“我詞比柳詞如何？”且不去追究友人的回答，但就蘇東坡這句問話，就可以知道，柳永的詞不僅只是在鄉(xiāng)野流行，在社會上層也是流傳很廣的。它更能夠說明：宋詞，社會上下層對詞的推廣和傳播沒有界限。

3.大宋時期全國各大城市商鋪林立、酒樓歌館等娛樂場所遍布。在前面說過宋商品經(jīng)濟的繁榮知道，根據(jù)《東京夢華錄》中的記載，僅汴京城內就設有“大小勾欄五十余座”，最大的勾欄甚至能容納數(shù)千人。揚州、益州等大都市的酒樓不分晝夜營業(yè)，有成百歌姬伴坐陪唱；在汴京，燕館歌樓、幽坊小巷更是數(shù)以萬計。這個唱詞規(guī)模，不說絕后，也一定是空前的。

4.創(chuàng)作隊伍空前龐大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宋代有影響的大詞人大致在300家左右，其中堪稱“大家”和“名家”的詞人就有半百之數(shù)，歐陽修、王安石，陸游、辛棄疾、蘇軾、蘇洵、蘇轍、周邦彥、姜夔、秦觀、柳永、吳文英、李清照、晏幾道等等。

總結宋朝的雅文化當然不只宋詞一種，但宋詞一定是其中影響最大最深遠的。不僅是對當時的社會生活，更是對后世的文化傳承和開創(chuàng)，形成了我們傳統(tǒng)文化現(xiàn)在的：唐詩——宋詞——元曲——明清小說的格局。

但愿我的回答對您有點小小幫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