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水畫在魏晉、南北朝已逐漸發(fā)展，但仍附屬于人物畫，作為背景的居多。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學影響，人物品鑒風氣盛行，對人的外貌及言行舉止觀察入微。佛畫傳入印度藝術的表現(xiàn)手法，最后促使人物畫技法的成熟，并奠基藝術美學。當時人們欣賞有特色的人物，在繪畫上，要求生動表現(xiàn)人物的內(nèi)在精神及氣質(zhì)格調(diào)。這不同于重視外在形式的漢代風格，或是強烈表現(xiàn)人物的三國風格。此時人物繪畫或雕塑已能透過眼神手勢或“飄帶精神”來表達人物的內(nèi)在美，以達到“形神具備”的境界。東晉顧愷之善繪仕女山水，務求傳神，史稱“畫圣”。他所繪的《女史箴圖》，強調(diào)人物在眼神的悟?qū)εc手勢的搭配。衣飾襟帶的飄舉，身上衣裳的鼓起，似有“氣”環(huán)繞全身，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“氣韻生動”。傳為顧愷之所繪的《洛神賦圖》亦有相同水平。至于山水畫仍處于圖案階段，尚未生動，至南朝方有起色。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繪畫史和園林發(fā)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轉(zhuǎn)折時期。由于長期亂戰(zhàn)，社會動蕩不安，使得社會普遍流行著消極悲觀的情緒，名士們紛紛寄情山水以逃避現(xiàn)實。大量的山水詩、田園畫的出現(xiàn)促使山水畫的生成。 從東晉畫家顧愷之在《論畫》中云：“凡畫，人最難，次山水，次狗馬，……?！笨闯龃藭r的山水畫已經(jīng)與人物畫相提并論，并且已初步從人物畫的陪襯中獨立出來，而他的人物畫《洛神賦圖》卷中的部分配景山水中可以領略到當時山水畫的大致形貌。此時的山水畫理論已經(jīng)基本成熟，而且討論了空間的表現(xiàn)，奠定了中國山水畫的理論基礎。而這個時期的宗炳和王微的“神”、“情”之說主張山水畫創(chuàng)作的主觀和客觀相統(tǒng)一，這是中國傳統(tǒng)思維表現(xiàn)出來的天人合一哲理思想，對園林的創(chuàng)作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 造園活動在這一時期發(fā)生了轉(zhuǎn)折。受隱逸思潮的影響士大夫們愛園成癖，在營造“第二自然”中得到精神上的樂趣。文人、畫家參與造園，進一步促進了私家園林的發(fā)展，同時還出現(xiàn)了寺觀園林。 在東晉陶淵明的筆下，自然景物的描繪已是抒發(fā)內(nèi)心的情感和志趣，反映在園林創(chuàng)作上，則追求再現(xiàn)山水，有若自然。南朝地處江南，山水園林別具一格。這時的園林穿池構山，并結合地形進行植物造景，因景而設園林建筑，對植物、建筑的布局也發(fā)生了變化。這個時期園林是山水、植物和建筑相互結合組成自然山水園。 由上述可見，魏晉南北朝時的社會動蕩不安，名士們逃避現(xiàn)實、寄情山水的情懷促使了山水畫和山水園林的生成及普及。山水畫初興，只限于文人自畫、自賞，故傳之不廣，但卻促成了文人山水園的誕生。中國山水園林由單純摹仿自然而適當?shù)膶ι剿右愿爬?、提煉，但始終保持著“有若自然”的基調(diào)。隋唐始獨立，如展子虔的設色山水，李思訓的金碧山水，王維的水墨山水，王洽的潑墨山水等；五代、北宋山水畫大興，作者紛起，如荊浩、關仝、李成、董源、巨然、范寬、許道寧、燕文貴、宋迪、王詵、米芾、米友仁的水墨山水，王希孟、趙伯駒、趙伯骕的青綠山水，南北競輝，形成南北兩大派系，達到高峰。自唐代以來，每一時期，都有著名畫家，專尚從事山水畫的創(chuàng)作。盡管他們的身世、素養(yǎng)、學派、方法等不同；但是，都能夠用過筆墨、色彩、技巧，靈活經(jīng)營，認真描繪，使自然風光之美，欣然躍于紙上，其脈相同，雄偉壯觀，氣韻清逸。元代山水畫趨向?qū)懸?，以虛帶實，?cè)重筆墨神韻，開創(chuàng)新風；明清及近代，續(xù)有發(fā)展，亦出新貌。表現(xiàn)上講究經(jīng)營位置和表達意境。傳統(tǒng)分法有水墨、青綠、金碧、沒骨、淺絳、淡彩等形式。到了明代，以張宏為代表的蘇州畫家在文人山水畫方面另辟蹊徑，創(chuàng)作出了富有生活氣息的繪畫作品。他們在繼承吳門畫派風格和特色的基礎上，加以創(chuàng)新，師自然造化，悟出了繪畫的真諦。在畫中體現(xiàn)出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，使山水畫活了起來。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，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。新興門閥士夫階層社會生存處境極為險惡，同時其人格思想行為又極為自信風流蕭散、不滯于物、不拘禮節(jié)。士人們多獨立特行，又頗喜雅集。正是在這個時代，士夫們創(chuàng)造了影響后世的文人書法標桿，奉獻了令人模范景仰的書圣。“竹林七賢”，即阮籍、嵇康、山濤、劉伶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，在生活上不拘禮法，常聚于林中喝酒縱歌，清靜無為，灑脫倜儻，他們代表的“魏晉風度”得到后來許多知識分子的贊賞。魏晉風度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(tài)的一種人格表現(xiàn)，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。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、超然物外，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。從老莊開始，到漢代，基本上形成了貴無賤有、貴神賤形的傳統(tǒng)。雖并不一味反對形，認為“形恃神以立，神需形以存”（嵇康《養(yǎng)生論》），但形神相比，神為本，為貴，“精神之于形骸，猶國之有君”。（同上）之所以貴神賤形，跟氣的傳統(tǒng)也是有著根本聯(lián)系的。到魏晉，名士們即使玩味自然，清純?yōu)t灑，但似乎也要從有形世界中達到某種形上的玄遠之境。而魏晉風行一時的人物品澡，也講究的是“神采”“神韻”“風神”“神情”“神氣”，是于儀容之外見其內(nèi)在精神、俊雅清逸玄遠的風神。所以，在顧愷之這里，此命題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自然而然，順理成章?！豆女嬈蜂洝罚骸胺虍嬈氛?，蓋眾畫之優(yōu)劣也。圖繪者，莫不明勸戒。著升沉，千載寂寥，披圖可鑒。雖畫有六法，罕能盡皆；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(jié)。六法者何？氣韻生動是也；骨法用筆是也；應物象形是也；隨類賦彩是也；經(jīng)營位置是也；傳移摹寫是也?！庇袣忭嵳咦陨鷦印Ｉ鷦诱?，亦可比之于顧長康的“傳神寫照”。傳神，亦是傳其氣韻者，有氣韻者自已會神。大化流行之謂神，之謂氣，氣亦是神，人無精氣則無生命、無光彩，書畫無元氣，則不能傳神。所謂神氣活現(xiàn)，乃上品之謂也。有神有氣，自有風韻，自然生動。隋唐伊始，中國山水畫便有了獨立的分科，自此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成為傳統(tǒng)中國繪畫熠熠生輝的三大藝術科目。而山水畫不僅是世界藝術叢林中獨特的風景，也承載著中國人文領域里最為深邃的寄托，伴隨著中國藝術走過最為輝煌的歷史時期。應該說，中國山水畫得到大的發(fā)展，與“晉人向外發(fā)現(xiàn)了自然，向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了自己的深情有莫大的關系。文人終于找到了一種獨特的道白語境，在用筆墨描摹自然山水之際，傾吐內(nèi)心中無限的天地愛戀和優(yōu)雅韻致。晉朝雖為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，但在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史學、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(fā)展。漢代以前，政治主權完全在華夏族，而他族則作為被統(tǒng)治者而同化，漢代以后，政治主權不全在華夏族，而他族或以征服華夏族者而同化，邊疆民族帶來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。時天下大亂，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，儒學中衰。曠達之士，目擊衰亂，不甘隱避，則托為放逸，遂開清談之風。晉室之興，世亂未已，向秀之徒，益尚玄風。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匯，中國文化逐漸轉(zhuǎn)變?yōu)槿遽尩廊诤现疇顩r。山水畫是中國畫的一個重要分支，從隋朝就開始出現(xiàn)山水畫，山水畫強調(diào)“平遠”、“高遠”和“深遠”，運用散點透視法，平遠如同“漫步在山陰道上”，邊走邊看，焦點不斷變換，可以畫出非常長的長卷，括進江山萬里；高遠如同乘降落傘從山頂緩慢下降，焦點也在變換，從山頂畫到山腳，可以畫出立軸長卷；深遠則運用遠近山的形狀深淡對比，畫出立體，山谷深邃的效果。不拘泥于物體本身的真實性，而重在其背后的主觀真實，“山川使我為山川言”，這是中國山水畫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。東晉偏安江南，士族大家個個富裕掌權，不夠忠于皇帝司馬氏，同時各士族之間常為了爭權而北伐，這是政治上特點。但在另一方面東晉在文學上卻有一定成就，各類詩文歌賦都大盛于東晉。著名的文學家，有謝靈運、陶淵明、王羲之等人，也流行了駢文。而繪畫、書法也有頗杰出的成就，如東晉人顧愷之的畫作，王羲之的書法，都有很高藝術價值。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背景也發(fā)生在東晉時代。東晉雖非中國史上政權強盛的時期，卻為文學、藝術極興盛的時代。首都建康成為文化中心，吸引許多東南亞、印度的佛教僧侶及商人前來。西元三三八年所鑄造模仿罽賓的佛教模型，為今日所知最早的鎏金銅佛像。中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家王羲之活躍于此時期。東晉的陶器形式較西晉時期創(chuàng)新。南京富貴山曾挖掘出此時期的墓穴，根據(jù)史料記載，此處為東晉皇室墓葬的地點。從唐朝開始，中國的山水畫開始分為南、北兩派，北派的創(chuàng)始人是唐代畫家李思訓，他發(fā)明的大斧劈皴法，畫中重用色彩，濃墨點苔上也用鮮亮的石青敷色，非常適合表現(xiàn)北方陽光燦爛、峭壁高聳的山峰。宋代的畫家張擇端、李唐、馬遠、夏圭等繼承了他的風格，形成一種派別。南派以被評作“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”的著名詩人王維為濫觴，運用披麻皴和宋代畫家米芾發(fā)明的雨點皴或叫米點皴，多用墨色少用顏色表現(xiàn)蒙蒙細雨中的江南丘陵，后來發(fā)展到只用墨的水墨山水，王蒙、倪瓚等畫家發(fā)展形成了南派風格。在晉代，邊疆民族進入中原，經(jīng)過民族交會，同化于夏族之中，游牧民族帶來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。中原漢人南下，促進了南方特別是江南的大發(fā)展。晉及南北朝時，族群大遷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，黃河流域由原來的中原而淪為北方，和以江南為重心的南方相對而稱。當時天下大亂，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，因而儒學中衰。曠達之士，目擊衰亂，不甘隱避，則托為放逸，遂開清談之風。晉室之興，世亂未已，向秀之徒，益尚玄鳳。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會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融合，道教及佛教也在該時期逐漸擴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。晉朝雖為自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，但在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史學、科學、技術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(fā)展，例如王羲之及王獻之的書法、顧愷之的繪畫。兩晉的社會問題主要圍繞在世族上，世族是構成社會的上流階層，深深影響該時期。當時官學不振，而世家大族學術興盛，尤其在南方，家學成為文化傳承、發(fā)展的最重要形式。晉朝的學術思想，已由經(jīng)學轉(zhuǎn)為玄學為主。清談則于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。魏晉交替之際，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，政治壓抑，社會動蕩，時稱“魏晉之際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”，名節(jié)禮法流于虛偽或鄙視。此時世族茍且偷安，又心懷憂慮，遂以清談代替，拋開現(xiàn)實，專尚理辯。儒學發(fā)展到最后已破落瑣碎，著重考據(jù)而輕視義理，使得思想處于空窗期。玄學就在這些原因知下，于240年－249年間發(fā)展盛行。玄學與道教并非同物，主要書籍為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和《周易》，合稱三玄。思想核心為“無”，玄學家認為“萬物皆產(chǎn)生于無”。但能主宰一切。玄學在政治上主張“無為而治”，并將儒家的“名教”與道家的“自然”結為一體，提倡“名教出于自然”。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、上下關系本來即有，不可否認。由于要求老百姓“順天知命”，受到當?shù)勒邭g迎而大力提倡。早在曹魏時期，何晏、王弼即提出“名教出于自然”說。西晉初年，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，思想各有輕重，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。他們崇尚“自然無為”的態(tài)度，主張“越名教而放自然”。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“名教”外衣，對所謂“名教”禮法唾棄之。但因“任自然”觀點過于極端發(fā)展，呈現(xiàn)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。到西晉后期，玄學代表為裴頠及郭象。裴頠對“任自然”提出修正，主張“崇有論”，以矯“虛誕之弊”。郭象進一步證明“名教”即是“自然”，玄學發(fā)展至此已臻終結。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臺上，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，呈現(xiàn)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。東晉時期，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，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。當時世族生活優(yōu)裕，多喜于名山古剎、別墅湖畔優(yōu)談玄理，成為社交活動。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，終日暢談玄理，形成茍且頹廢的價值觀，導致東晉朝廷逸于偏安。由于佛教東傳，許詣、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，與玄學互相激蕩。

魏晉南北朝政治較黑暗腐朽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動蕩的年代,社會矛盾激化,民不聊生,人們生活極不穩(wěn)定。政要不斷更替，江山不斷易主，人們社會生活極不穩(wěn)定。這時期的人們對這種生活非常厭倦，希望獲得一種生活的寧靜，以達到心理情緒的平和。而老莊道學的“天法地，地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哲學思想正迎合了人們厭倦世態(tài)炎涼，追求空靈的心理要求，于是，“回歸自然”成了人們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，自然物便成了人們刻意追求、反復觀照的生活對象。人們把這種生活內(nèi)容用藝術表現(xiàn)出來，就是山水詩、山水畫，于是，山水詩、山水畫就這樣盛行開來。后來在東晉發(fā)展成為獨立的畫科——山水畫。